千万光棍不是危言耸听对比最近两次人口普查，性别失衡情况在恶化而非好转1927年，海明威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名为《没有女人的男人》。这本小说集里，描写了大量有关于暴力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线索：男主人公几乎都是光棍；前两年，郝杰导演一部并不出名但很有价值的独立电影《光棍儿》，揭示的就是农村底层光棍的性苦闷。
文艺上的剧情，在现实生活里深深扎根，尤其是在中国。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以女孩为100)是118.06，比起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严峻地表明，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仍在高位徘徊（高于警戒线10余个点），并且还有恶化之势。
不唯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亚洲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相继发生，但就目前的情况看，除了中国和印度，很多国家的问题都得到了缓解。以韩国为例，其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在1990年达到116.5的高峰（B超设备开始全球普及），但此后在20年间回落至正常（106）。世界权威医学杂志《英国医学杂志》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最需要投入关心的国家，就是中国和印度。
《英国医学杂志》2011年做过一个关于中国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调查研究，这个研究提供了中国性别不平衡及其造成原因的第一手硬资料：中国对男孩的传统偏爱，让20岁以下的男孩比女孩多出了3200万，男性严重过剩。
让人打消光棍过多的焦虑，理由几乎都站不住脚关于“3000万光棍”是否需要担心的争论，有一些人认为这是杞人忧天。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讨论光棍的问题，不能看出生人口性别比，要看婚龄人口性别比，因为“从学会走路开始，男孩的死亡率就明显高于女孩，好奇贪玩的本性令男孩遭遇更多的溺水、触电、摔落和车祸等种种意外事故，在进入青春期后，死亡率差距更急剧拉大。”
那就看一下婚龄人口性别。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性别比则高达206:100，全国处于适婚年龄段的70、80后人口中存在男女比例极不平衡的问题，且年龄越大失衡越严重。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计划生育会导致瞒报女婴”，从而导致了数据的不真实，问题没那么严重。但是仔细想一想，是更可能瞒报男婴还是瞒报女婴？事实上，如果瞒报，更可能是瞒报男孩，因为瞒报的基本是“超生”孩子，即“二胎”或“三胎”，而“二胎”或“三胎”相比于“一胎”，性别比失衡更严重。
更流行的一种看法是，既然男多女少是事实，那就调整婚期，“错峰结婚”。可问题在于，虽然男女双方的数量是在动态变化中，但不管你怎么错峰，只要每年的新生人口比例都是严重失衡的，总有人找不到老婆。
光棍问题并不完全在于数量，更在于其后果主要由贫困人口承担上嫁下娶的习俗让经济贫困型光棍成为光棍的绝对主力有必要强调一下，我们说的“光棍”，大多为26岁至35岁之间的未婚男性（文明一点把他们称为“单身”），这不仅仅是对他们当前婚恋状况的判断，而是根据他们自身的特点，认为他们是这一辈子都可能再也娶不到妻子的男性群体。
讨论光棍问题的严重性，首先要考虑什么人最容易成为光棍。“婚姻梯度挤压”，这是一个颇为形象的人口学术语。当适龄女性短缺时，男性之间的择偶竞争压力就变得很大。经过一轮一轮的挤压后，最终被挤下婚床的是哪些人呢？
中国人有上嫁下娶的习俗，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首当其冲的就是“婚姻挤压”现象。“城市里面的人开始到农村去寻找配偶，农村男青年又过剩，他又开始到山区找，山区的男青年再到更远的贫困山区找。”把话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一等男人要找二等女人，二等男人找三等女人，三等男人找四等女人...结果就剩下了一等女人和四等男人。（我们暂且不去考虑一等女人的困扰，反正她们肯定不愿意和四等男人在一起）”
这个并不美妙的击鼓传花游戏，最后会落到农村贫困人口头上。以湖北省长阳县为例，这是国家级贫困县，根据2010年的数据，该县438个村中，有10至20名大龄（35岁以上）男性未婚者的，共计150个村；有30至45名大龄男性未婚者的，共有70个村；有45名大龄男性未婚者的，共有20个村。
有学者把光棍分成四类：历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经济贫困型、缘分宿命型。根据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12年的数据，经济贫困型光棍与身心缺陷型光棍所占比例最大。其中，经济贫困型光棍占到了整个光棍数的61%，而身心缺陷型光棍占到了23%，没钱的比残疾的更难找。
贫困型光棍的处境因不能结婚而更加艰难在农村的环境下，没有机会组建自己的家庭，生存状态会更加恶化，肩负更加沉重的养老负担（一个光棍也必须养活两个老人）；也很容易被边缘化，在中国，婚姻往往被作为成熟的象征。在郝杰的电影《光棍儿》里，那几个没有结婚的老光棍，就接收到了来自乡村社会的各种歧视。
政府专注于维稳，就更不应该忽视光棍问题人口性别比每提高0.01，犯罪率上升3.03%其实很容易理解男性过多，犯罪率会上升的原因。心理方面，犯罪要求行为人多具有主动的心情以及积极行动的能力，在这两方面男性都强于女性；社会学方面，犯罪率和行为人参加社会生活的程度成正比关系，男性较女性而言参加的社会生活更为频繁；此外，男性天性更富有竞争性，较女性而言更不容易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从而在行动上顾虑较少，这些因素导致了男性犯罪率比女性犯罪率要高。
男性人口比例的增大会导致犯罪率的上升，而性别失衡对犯罪率上升的影响，不仅仅是由于男性人口比例的增大，更是由于未婚男性人口比例的增多。这也非常容易理解：婚姻能够形成非常重要的社会纽带，使得人们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相互约束，因此能够抑制具有犯罪倾向的人从事犯罪活动，因为他们一旦犯罪，就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世界范围内，未婚成年男性犯下的暴力行为比已婚男性多23%，相对未婚人口而言，结婚往往能够将犯罪的可能性平均减少35％。
而光棍一般处于经济底层，生活压力大，没有对象没有家庭，犯罪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更低，闹起事来更不讲代价。如2010年3月23日，被称为“郑一刀”的42岁光棍郑民生在福建省南平市南平实验小学杀死8人，重伤5人；2010年4月28日，广东雷州市33岁光棍陈康炳在小学内砍伤师生19人。事实上，对近年各种“报复社会”的恶性案件统计可知，肇事者的婚恋状况基本都很成问题。
基于中国1990、1995、2000、2005年全国省级人口和犯罪率数据，可以发现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对犯罪率的上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人口性别比每提高0.01（正常值为1.06），犯罪率上升3.03%（《性别失衡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姜全保，李波）。由于光棍太多，最容易直接带来的罪恶就是人口拐卖，浙江省公安厅201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该省近20万外来媳妇中，被拐卖妇女达3.6万人，她们多来自云南、贵州、四川、湖北等欠发达地区。
从历史上看，光棍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是分不开的1851年至1863年的捻军叛乱，是探讨性别失衡导致社会革命的典型例子。在19世纪的华北地区，性别失衡比例极高, 达到了129比100, 有高达25%的男性至死未婚。大量过剩的年轻男性，仇视社会，心理扭曲，成为无家可归的土匪，并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捻军, 对当时的满清统治者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参邢采、张希、牛建林《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德国学者Gunnar Heinsohn认为，历史上，当大批男性无法结婚时，他们就会聚到一起，要么成为和尚，要么结为匪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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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10 20:47
